平台在获取商业利益时需要生态，那么骑手保障也需要织密生态保障之网，各方发力形成生态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近日，有媒体探访了杭州多家山姆前置仓站点，了解到山姆前置仓骑手大多数不是平台正式员工，是平台与配送服务商合作，后者通过中介公司与骑手签的配送合作协议，骑手以平台的名义为客户提供配送服务。而这也会面临很多争议难题，比如工伤认定难，劳动关系层层转包的情况下，骑手维权困难重重。

2020年，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刷屏，引发全民对外卖行业商业伦理、职业风险、用户体验的讨论。而今，外卖骑手不止困在系统里，山姆前置仓的骑手还困在“社保”中。

就业灵活之外，保障也需要“灵活”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灵活就业群体，特别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群体的数量近年来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也日益凸显。数据显示，中国灵活就业者规模已达2亿多人，骑手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群体。
这些为生计四处奔波的灵活就业群体的保障问题并不被大众所关注。

当前，职工社保涉及的“五险”分别为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记者了解到，个人可选择缴纳灵活就业的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或选择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如果是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目前大部分城市只能通过职工社保渠道进行缴纳。

不少骑手多以“众包”方式揽工，他们不怎么关注社会保障服务，也缺乏基本的社会权益保障。 他们多数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伤保险。

平台经济带动的新就业形式中，平台与劳动者的关系认定是个难题。据中华总工会的数据，截至2023年，中国外卖员、快递员人数已经超过8000万人。大多从业人员对办理保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一旦遭遇疾病、失业等变故，权益将难以保障。

虽然多方正不断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与落地，但如何能够更强有力地推行，还需要各方不断的努力。

平台企业如何善治？

不可否认平台创造了新的就业，但是平台经济的崛起，借助庞大的用户群和先进的技术，对某个领域的形态与规则进行改写甚至颠覆，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的公正性和伦理性问题。

刘强东曾说：“只要把员工外包给第三方公司，我们一年可以省17个亿，但我认为这样是耻辱的，这个成本是永远不可以省的，如果这家公司只是靠克扣员工的五险一金，牺牲兄弟们60岁以后保命的钱，那是耻辱的钱，赚了多少我都会良心不安，那这家公司存在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从长远来看，企业也不能总把一时利益放在第一位。阿里巴巴推出公益直播带货助力脱贫、百度在疫情期间宣布免费开放智能外呼平台……这些案例显示了企业从技术到连接的平台价值。

加强骑手的权益，明确平台企业的用工主体责任，平台在获取商业利益时需要生态，那么骑手保障也需要织密生态保障之网，各方发力形成生态网，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浙江出台地方性法规保障新形态劳动者权益

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保问题，2022年7月1日起，人社部等部门在上海等7省市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职业伤害保障按单缴费、保费由平台承担，突破了以往新就业形态不具备劳动关系、无法缴纳社保的困境。但由于线下试点一直比较低调，很多骑手仍不知道自己已经参保。

2021年，浙江发布了全国首部快递业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快递业促进条例》，从法律层面明确快递经营企业应当依法参加社保，并建立合理考核奖惩制度。针对外卖骑手，杭州市在2023年发布《杭州市网络餐饮外卖配送监督管理办法》，这也是国内首次对独立网约配送员管理作出较为具体的规定。

外卖骑手穿梭于大街小巷，为人们送去便捷与温暖。各方应携手共筑保障外卖骑手合法权益的城墙。在发挥平台经济价值的同时，企业应寻找“科技向善”的更多可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活力。

来源：浙商杂志官方微信公众号 记者 周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