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光:迎接无法被预测的创新,杭州还要怎么做?|六评“杭州六小龙”⑤
2025-02-17 11:40:57 世界浙商
当杭州“六小龙”被冠以“神秘东方力量”之名在全球科技圈掀起飓风,当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AIGC等硬核科技从西子湖畔走向世界竞技场,浙江——因杭州这座被互联网基因浸润的城市,正在孵化一场静默而汹涌的科技革命。今日起,浙商发展研究院(浙商智库)、《浙商》杂志、世界浙商客户端联袂推出“科技新浪潮”大型系列报道,揭开新时代浙商军团破局全球科技博弈的密码。
今天推出“六评六小龙”第五篇,浙江省科技创新创业促进会会长、浙江大学信电学院兼任教授张旭光:迎接无法被预测的创新,杭州还要怎么做?
杭州科创“六小龙”在国际上出圈走红现象的诞生,值得我们去好好研究。既要研究它们因何而生,如何长大,也要探索未来走向何处,还会面临哪些挑战?更要看看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与变更。要知道,“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科创“小龙”能从杭州、浙江腾飞世界,“六小龙”现象是很好的视角与镜鉴。
杭州的转型升级绝非偶然,而是一场长达三十年之久的“精密实验”。
早在1990年杭州就提出对标美国硅谷建设“天堂硅谷”,1990年10月30日,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为杭州高新区亲笔题写“天堂硅谷”。2000年11月,在全市技术创新大会暨市委九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杭州市提出实施“一号工程”,建设“天堂硅谷”。到2018年杭州提出打造“中国数字经济第一城”,2019年提出打造“AI高地”,2022年提出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其中,余杭区设立人工智能小镇、“中国飞谷”,西湖区打造“中国云谷”,上城区打造“中国元谷”,临平区打造算力小镇,滨江区设立“中国数谷”,滨江区和萧山区共同建设“中国视谷”、钱塘区打造“中国芯谷”,再到2025年初拱墅区谋划“中国算谷”。杭州始终以超前布局、与时俱进抢占科技制高点。浙江省委省政府还在2021年的数字化改革中提出更高目标:浙江要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
回首过去,锚定当下,杭州的超前规划与目标已显示出成果。
2024年,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7000亿元,占全省近40%,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占全省36%。杭钢集团从“炼钢到炼数”跨界转型,杭钢云计算数据中心半山基地的“两朵云”已部署10万台以上服务器,年用电量超1.6亿度,为算力经济和AI产业提供坚实底座。浙江大学、之江实验室等机构与企业共建实验室,瓴羊发起的“数据同学会”汇聚60余家名企共探AI与数据融合之道。这种“高校输血+企业造血+政府搭台”的模式,让技术创新从论文快速走向产业……
而这些数字背后,杭州在打造“数智杭州、宜居天堂”发展之路上有政府的政策远见与政策持续迭代,以及长期主义认知,有开放包容的运营环境,有人才集聚、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有耐心资本与产投融合的金融生态,有产业集群效应与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有时代机遇与创业文化的共振,有“大成智慧”哲学思想的弥漫。这七个“有”是未来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基石。
为什么这次杭州“六小龙”的出现如此让我们振奋?是因为它们的出现,代表着杭州坚定不移推进创新活力之城的无限未来:只要有良好的营商环境与土壤,政府有足够的阳光雨露,更多的科技创新企业自然会在杭州破土而出、茁壮成长,杭州将会打造“三个高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全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首选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故杭州“六小龙”这样的现象就不会如流星般短暂,更多的创业创新“小龙”随时都可能在这座城市脱颖而出、腾飞闪耀。
我们来数点杭州“六小龙”,不难发现它们有不少共通点,比如这六家企业都是民营企业,都在杭州开始初创,创始人都是硬核科技的“技术极客”,都有“技术理想主义”情怀,有创业激情,其中三家(深度求索、云深处科技、群核科技)是浙大系的创始人,与浙江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在杭州的营商环境、产学研环境和阳光雨露下,破土而出、迅速出圈。
从杭州“六小龙”创始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既继承了我们传统浙商的“四千精神”,又有“求是创新、专精特新,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科技新浙商精神。他们能用“第一性原理”和“大成智慧学”哲学观敏锐捕获科技创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与市场需求,“第一性原理”用一句话来说明就是从归零到解构再到重构。深度求索(DeepSeek)的发展思路正是如此。
但是,找到共通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摸到了培育独角兽企业的“万能公式”,我们依然要时刻保持清醒。杭州要真正对标世界级创新创业高地,还有很长远的路要走,千万不能被短期的成就迷花了眼,开始自娱自乐。如果“半场开香槟”,结果与最终的胜利会失之交臂。
为什么说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这次杭州“六小龙”出现后,很多人发现针对这样的高科技企业,我们以往的认知与经验都“失灵”了,认知需要被革新,经验也需要再积累。
对于技术创新,业内有一个共识,就是创新是无法被预测的,特别是在颠覆性的创新上,历史更是屡次证明了这一点,拿既有的眼光去判断不可知的未来,是一件徒劳之事。以深度求索、游戏科学为代表的杭州“六小龙”中不少正是践行了这样的创新。
那么,杭州“六小龙”哪些地方挑战了我们的既有经验?
以深度求索为例,一开始这家公司出现之前,大家认为成功的AI大模型必须要靠高成本、高算力,要靠世界顶尖的人才团队才能“堆”出来,但DeepSeek的成功,告诉世界大模型还有另一种技术路径与可能性。这就是天才创新的价值所在。反过来看,它的成功,挑战了我们对于人才的“唯学历论”,也挑战了“唯资本论”。
过去,我们从高校到企业,在评判人才的科研技术水平时,总以为学历越高越好,论文越多越好,头衔越高越好。但DeepSeek只用了Open AI十分之一的成本,在人才的选择上则偏爱没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就做出了令世界惊叹的成绩。
DeepSeek的成功出圈,我们来看看深度求索创始人梁文峰的思想境界,他本硕就读于我们浙大信电学院,与我是同一个系的师兄弟。七年的浙大求学之路,我们浙大的“求是、创新”校训根植在了他的心中。浙大毕业后他与同是浙大校友一起合作选择了自主创业,他在杭州这片创业创新热土中不断修炼成长。
当别人陷入简单模仿OpenAI的惯性中时,他冒着失败的风险,从量化投资转向大模型基础研发,自己砸钱带领年轻团队不走寻常路,大胆尝试了MLA(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DeepSeekMoE(混合专家模型)等多种开创性技术。他认为“顶尖人才在中国是被系统性低估的,创新首先是个信念问题,需要敢想敢为!”他在被采访时说出了他的心声:“当算法智慧碾压算力霸权,科技平权的拐点已至。中国的AI不可能永远跟随,需要有人站到技术的前沿。跟随者永远无法成为领导者,真正的差距不是一年或两年,而是原创和模仿之差;我们把价值沉淀在团队上,形成可以创新的组织和文化,就是我们的护城河。老板的核心任务是打造团队和文化,而不是单纯追求利润;创新需要尽可能少的干预和管理,让每个人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和试错会;产品的竞争力不是靠烧钱,而是靠技术和效率。真正的竞争力往往来自于无心插柳的创新;未来的世界很可能是专业化分工的,基础大模型需要持续创新。需要关注行业趋势,提前布局。我们认为当前阶段是技术创新的爆发期,而不是应用的爆发期。赢得竞争,离不开对技术趋势的深刻理解……”
“六小龙”企业的每个创始人无不都是“技术理想主义者”,而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尽管他们之间都有不同的特点和经历,但都有极高的创业激情和创新认知。
而在资本方面,过去我们总觉得融资越多、投资机构越牛,被投企业的成功概率就会高。但深度求索也为我们显示出了另一种道路:梁文锋以自有资金盘活了大模型创新开发之路,甚至相较于其他拥有资本投资的AI大厂而言,其技术理想主义的追求显得更为“纯粹”——可能是因为没有资本方的掣制,梁文锋对于企业管理与技术探索拥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与试错权。
“六小龙”的横空出世,也是对我们政府、学术界、高校、国企等体制内机构的重要拷问:我们该如何应对全球科技创新竞争的真正挑战?我们只能当跟随模仿者吗?我们该如何超越?我们真的已经准备好为这样的创新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支撑了吗?我们在前面所总结归纳的城市营商土壤、阳光雨露的“七个有”基础上如何做得更好,让其长出成千上万个科创小龙来?基于过往体制机制而构造起来的机构与组织,是否也能与这些以“六小龙”为代表的优秀创新企业和创业者的高维认知、数智化思维同频共振?我们该如何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和数字化认知,把这样三个数字化融合的“数智化”运用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中去?我们该如何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我们如何探索、尝试、迭代并健全在创新创业中“产学研用”协同合作这个既老又新的重大课题?我们还任重道远。我们要与时俱进,砥砺前行!
本文为《浙商》杂志记者与浙江省科技创新创业促进会会长、浙江大学信电学院兼任教授张旭光的访谈所得,有所删减。
来源:《浙商》杂志 记者 姚恩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