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5月7日）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人介绍“一揽子金融政策支持稳市场稳预期”有关情况。

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介绍，降准0.5个百分点，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并降低政策利率0.1个百分点。还将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5年期以上首套房利率由2.85%降至2.6%，其他期限的利率同步调整。

潘功胜在会上说，此次会影响LPR报价下降0.1%。

货币放水，会带来什么效应，它的基准又是什么？又是如何在稳步发展的同时，能够对冲通胀风险？这就要理解什么是“货币的锚”。

先问一个本质问题：货币为什么需要“锚”？

你去菜市场买一斤鸡蛋，今天付3元，下个月可能付4元；你拿100元人民币去换美元，去年能换15美元，今年可能只换14美元甚至不到14美元。货币的价值总是在波动，而人类需要一种稳定的“度量衡”来交易、储蓄和规划未来。  

于是，人类发明了“货币的锚”——给货币找一个“价值参照物”，让它的购买力有一个可追踪、可信任的“稳定器”。就像船需要锚才能在海上固定，货币需要“锚”才能在经济的汪洋中稳住价值。  

当前的全球货币体系一般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2.0”。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快结束时，由美国主导的44个国家参与（中国也是主要谈判国），在1944-1945年建立的一套全球货币系统。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第二限制资本流动，第三是汇率不能轻易调整。1971年这个体系开始崩塌，197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这个体系不再运转，之后便进入浮动汇率、鼓励资本流动、没有任何货币和黄金挂钩的时期。

直到1987年，经过《卢浮宫协议》和《广场协议》，才真正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2.0，这个体系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为推进全球化和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发挥巨大作用

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货币的锚”经历了三次重大迭代，每次都对应着经济文明的跃迁。

在1944—1945年之前，用的是商品锚，即以稀缺实物且稳定的商品为锚，比如黄金、白银（贵金属，中国用的是银或者铜钱），这套体系运行了上千年，这是第一代“锚”。在金本位时代（19世纪-20世纪初），英国率先将英镑与黄金挂钩（1英镑=7.32238克黄金），各国纷纷效仿。此时，货币的价值直接等于“锚定的黄金重量”，纸币只是黄金的“兑换凭证”，即货币发行量=黄金储备量×固定兑换率。

黄金天然稀缺、易分割、耐腐蚀，让货币价值有了“硬约束”，通胀很难失控。缺点也很明显，黄金产量跟不上经济增长，全球贸易扩张时容易引发通缩（比如1929年大萧条前，黄金短缺导致货币供应不足）。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美元-黄金双锚”：美元挂钩黄金（35美元=1盎司黄金），其他货币挂钩美元。

这其实是个“特洛伊木马”。美国通过输出美元获得“过度的特权”，但特里芬难题注定了它的崩溃：要满足全球贸易需求，美元必须持续贬值；要维持美元信用，美国必须保持贸易顺差。

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货币进入纯信用时代——国家信用成为新的“锚”。

所以实际上在1971年以前的全球货币体系，都是金本位或者是金本位的变种。从1987年开始，即布雷顿森林体系2.0的建立，全球货币体系才出现真正的法定纸币，即以信用为锚。

信用锚的稳定性取决于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以税收、资产、法律为背书，承诺货币不会滥发，比如人民币的锚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政府信用，美元的锚是美国的GDP、科技和军事。

这套新体系给人类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空前的，也可以说是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但这套体系建立以来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触发了新的寻锚之旅。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几年，有人提出依赖于黄金和资源这些更底层的信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3.0，即将一系列大宗商品也纳入锚的范围。

但大宗商品本身的价格波动较大，短期波动取决于供需关系和库存，起不到锚的稳定性作用，其次大宗商品分布不均，容易被部分国家控制。如果把货币锚在大宗商品上，就变相回到金本位时代，等同于将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锚定在传统的资源行业上，鼓励资本继续流向这些行业，这也是工业革命的倒退，不符合人类科技进步，尤其是数字化和低碳化的发展方向。

 

要稳定，且适应时代发展的复合锚

随着全球化，单一货币或商品的锚容易受冲击，于是出现了“复合锚”。

如特别提款权（SDR）：IMF创设的“篮子货币”，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组成，各国货币可参考SDR来稳定汇率；再如数字货币的尝试：比特币试图用“算法+去中心化”构建新锚（总量恒定，code is law，代码即法律），但因价格波动太大，更像投机资产而非货币锚。  

在1900年以前，黄金产量和全球实际GDP的增长水平相当，说明当时的金本位制度既带来了价格稳定性，又没有限制全球经济增长。而在1940年之后，两者的斜率差距越来越大，表明基于黄金发行货币无法支撑高速的经济增长。

这里就说明了锚的意义，既要稳，作为价值的坐标系，要大家都信任，还要适应经济增长。

2008年后，我们都在寻找新的锚。因为当前全球货币体系存在增长乏力、政策效应递减、难以提供稳定的通胀预期等问题，量化宽松和财政赤字政策的反复使用，已经达到边际递减状态，在过去几年，有很多国家从1年期到10年期都是负利率，因此原来的货币政策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找到新的锚或新的政策组合，即复合锚，也可以称之为信用锚的变种，可以理解为对预期的信心。

企业签3年订单、个人存养老金、政府发20年期国债，都需要货币在长期内保持价值可衡量。

  

科技创新可成为新体系的一部分

全球货币锚，需要稳定长期的通胀预期，还要支持和引导人类社会朝着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进步。如果设计正确，就能够形成全球货币系统的自循环稳定机制，因此还需要长期对冲通胀的效果。

专家认为，新的锚必须是基于数字化和低碳化为主的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这样的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本身会带来巨大的通缩，在新锚的设计中，可以善用科技创新。如果把消费质量算进去，随着社会进步，这些通缩可以对冲通胀，达到自我负反馈机制，“能源在人类社会中仍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在我们设想的货币体系中，低碳的绿色能源技术也将占一席之地，这与传统能源（大宗商品）的提议不同，甚至是相反的”。

专家还表示，生物医药、核能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新材料技术、农业技术等也都与人类的发展密切相关，也都可以在新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有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让你开一家奶茶店，你只敢从银行贷15万。如果给你一个核能项目，计算成本和未来发展以后，你可能敢贷100亿，银行也敢放这个水。所以并不是资产越多越好，而是需要长期主义，要硬科技，从国家股权角度看，如果新融资本的投资项目不够好的话，产生对原始股权的稀释，股价就会跌，对应的就是通胀。

所以这第三锚，当前的理解是以科技创新、产业进步、通胀对冲、资本流动、汇率浮动、货币股权的复合锚。真正的货币发行多少，应该按照国家股权来设计，按照市场资本结构来设计，为发展提供足够的融资。从黄金到国家信用，从单一锚到复合锚，货币之锚的进化，本质是人类对“稳定价值”的永恒追求。它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信任与制度的集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