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后，另一座备受瞩目的现象级城市当属杭州：2025年初，科创“六小龙”群体爆火，宇树科技AI机器人的秧歌舞惊艳蛇年春晚，随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的学习取经者绵延了整整一年。2026马年一开年，德国总理默茨率高级别代表团抵达杭州参访了宇树科技，并观赏机器人的精彩表演……

如果说“温州模式”是草根创业者的崛起，以“六小龙”为经典案例的“杭州现象”则是一次中国式的科创跃迁。默茨总理到访两天后的2月28日，杭州市召开了争创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暨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推进大会，从2018年喊出创建“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到争创“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彰显了杭州的底气和雄心。

我一直认为，从省域维度观察，浙江、江苏、广东可以视作最具标杆性领跑者姿态的“第一方阵”。而广东因率先对世界开放东方风来满春，江苏则拥有优越的地理资源禀赋及丰厚的经济家底，与“七山一水二分田”并且从袜子、领带、皮鞋等中低端日用消费品生产出发的浙江相比，两省的起点更高，科技进步的基础更好。那么，浙江快步追赶的强劲动力源自何处？新一轮科创迭代跃迁最耀眼的城市为什么是杭州？

40年很长，也很短。从底层逻辑分析，“杭州现象”的部分答案隐含于“温州模式”的内核特征：产权明晰、活力勃发的民营经济；微观及区域制度化的市场经济；在前两者基石之上，充分激发千百万人的创造力。从“温州模式”到“杭州现象”，地方政府在尊重民营经济、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越来越将边界清晰、张弛有道的“好的”政府行为摆在重要位置，并推动了“人”的创造力升级为“人才”的创造力。

杭州的科创跃迁正处在活跃期，远未定型，“杭州现象”是当下的，也是未来的。且其样本价值并不局限于区域，而是极具中国意义。因此，后顾前瞻，我们对“杭州现象”至少有三点期待——

一是如何将科创跃迁带来的资源、资本、财富的头部企业高密度集聚，转化为发展机会更广泛的共享效应。以“温州模式”为参照坐标，1986年时，当年人口600余万的温州共有120万人从传统农业转入工商业，家庭工业达14.65万户，470多个专业市场初具规模，10万农民购销员驰骋全国。共创、共有、共享，成为了“温州模式”及其背后中国改革持久活力的根本源泉。而由人工智能引领的当代科创因高技术、高风险、高门槛的显著特征，在世界各国均日渐呈现出“强者愈强，赢家通吃”的态势。浙江市场经营主体超过1100万户，量大面广的民营中小企业构筑了浙江经济的深厚基座。能否把技术进步的红利普遍惠及中小企业，充分激活市场多样性，是不容回避的必答题。高科技明星企业应该成为“头雁”而不是“寡头”，现实的有效路径是要高度重视和推动“人工智能+”行动，让更多的产业和企业在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中分享高科技发展生态型延展扩散的成果。实现这样的预期，还需要大量的政策与制度的摸索和完善。

二是如何在科技突破的同时，厚植真正的科学理念与素养。科学的本质是认识世界、发现规律的知识体系和理论原理，科技则重在改造世界，表现为实际工具或产品。简单地说，科学关注“为什么”，科技关注“怎么做”，只有在科学的肥沃大地上，科技才能够持久地万物生长。

从“杭州现象”视角观察，又可以具象为企业端和社会端两个场域。企业端：能否拉长技术研发曲线，跳出短视的商业投机洼地，以长期主义赢得未来？社会端：能否全面培育和提升全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科学素质及思维方法，为杭州科创的枝繁叶茂与基业常青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杭州人文积淀源远流长，又有浙江大学等优质学府以及西湖大学与创建中的钱塘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托举，在科技与科学的融合、进阶方面先行全国一步是可以预见的。这样的跨越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足够的耐心，方向既定，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时间。

三是如何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载体的科技创新新时代，坚持“人民至上”，厘清及把握好技术进步与人的幸福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久前，任正非先生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说，“人工智能也许是人类社会最后一次技术革命”。数千年间，技术进步伴随并一次次极大推动了人类的文明进程，但既往的每一次技术革新，更多地体现为量变的体能革命，而人工智能很大概率意味着质变性的智能革命，甚至在劳动替代、个人私域权利边界等领域对当下的社会伦理与治理产生冲击和挑战，这是全球范围必须共同面对的命题。技术奇点时刻正渐行渐近，技术的加速进步是确定无疑的，但技术演化的路径和方式相当程度上是不确定的，远比过去复杂。这就要求我们要及时回应大众关切，心怀科技向善，在技术发展、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懂得进退取舍，在“以人为本、安全可控”准则下实现双赢。因为，“人”才是一切科技进步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我最喜欢西湖之畔桃红柳绿的春天。在这个生机勃勃的杭州科创跃迁的春天，我们可以期待杭州，相信杭州。

（胡宏伟，浙江工商大学战略企业家学院特聘院长）